一、形制辨伪 
       一个鉴别者的头脑里，储存了众多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铜器的图像。当鉴别某一件铜器时，自然而然首先将它与储存库的图像进行对照，看它与哪件铜器图像相近似。这时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形：一是找不到与之相应的储存库的图像。换言之，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来没见过。二是与储存库的某一图像接近。 
       第一种情况包括两种可能。或者是发现了以前所没有发现的新的形制的铜器，那是值得庆贺的。例如早先认为附耳鼎出现在西周中期，当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附耳鼎时，不免让人又惊又喜。或者是一件拼凑起来的伪器，作伪者用几件旧铜器中的残片按自己的想象拼成一件新器，或者将真器的某一部分改造，或者干脆另起炉灶，制作一件从未有过的形状奇特的铜器。对于内行来说，很容易看出破绽，而一般的收藏者则容易上当。他们对每一类青铜器在各个时代的特征不清楚，或不太清楚，误以为是某某时代的器物而加以收购。或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件稀有的器物，产生新奇感，不再仔细观察。物以稀为贵，作伪者以形制奇异而吸引人，来迎合收藏者的心理。
      《西清古鉴》载有蟠夔鼎，它是将颅的上半截甑添加三足而成。兽耳尊则是在倒置的车銮之柄上加两耳及口沿。或者将锌于倒置，据掉虎纽，加上两耳，既可以伪作壶，也可以伪作尊。由于是拼凑或改造的，锌于无论如何变化，其腔体与尊和壶还是有较大区别。同时添加的部分如三足、两耳，它的成分含量不可能与原器一致，因此反映出来的地子、锈色也不相同。 
       我们知道觯的特点是像酒杯，口沿是圆形的，不像爵有流口，形体不大，稍修长。用手直接持执，而没有鋈。但故宫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却有流口有凿，显然不对头。再仔细看，原来是将爵的流口和錾安在觯上的。一般的觯可能卖不出好价。作伪者于是将其改头换面，以新奇来招徕顾客。有的用古壶盖作肚，用旧鼎耳作耳，用碎器片焊足，作成鼎。也有在学的口部另安一个流，冒充新器。明明是方内戈，却又加了一个曲内，令人啼笑皆非。不少是用铜镜来改作成商周器物。铜镜好找且便宜，改制后的铜器价格要翻十几倍以上。有将铜镜锯开，拼凑成方鼎的腹腔部分，方斗的四壁及底，或者是戈之类的兵器。由于是拼凑起来的，接痕明显，不难分辨出来。
       第二种情形是有原器或图录可供摹仿，伪造出来的器物与我们所见的某一件真器相似。其中有些仿器水平较高，尺寸大小及细部都与真器相差无几，因此鉴别时要特别小心。可以掂掂分量。一般来说仿器比真器重，有压手感。据报道故宫藏有两件形制与尺寸大小相近的西周铜簋，一件是真器，一件是仿器，仿器高15．4厘米，宽26．7厘米，真器高15．8厘米，宽27．7厘米。仿器虽小于真器，但比真器还重420克。上海博物馆藏的两件西周铜器师兑簋，真器高22．5厘米，腹径23．4厘米，假器高22．3厘米，腹径24厘米，真器与伪器大小十分接近，但伪器比真器重260克。
有些仿器并不完全按照原器模样制作。作伪者为了经济利益，加添上铭文。或者由于作伪者水平不高，或者只见到图录、未看到实物，在每一部分的尺寸大小与形状上与原器有差别。我们只要细心观察比较，可以发现破绽。
       现代，尤其是近十几年来，由于旅游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，青铜器复制品充斥公私经营部门。其中不少青铜器从形制来看与真器惟妙惟肖，如出一辙。原因也很简单：它们往往是在真器上直接复制的。笔者看过一些复制品展览，其中部分作品确实很能迷惑人，如果没有更多地看到真器的话。但是看得多了，还是能分辨出来。即使是一些较好的复制品，从整体上来看，缺乏一种生气，显得比较呆板。尤其在转角处、颈腹的曲线上，或者圆转移，或者缺乏内力。这与铜器复制者的工艺熟练程度有关，恐怕更深刻的原因是注重了形的特点，而于神韵的把握不够。怎样使内在的神情、韵味通过外形展露出来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如果把一件铜器简单地理解为不同线条组成的“器物”，那么即便在原器上翻模，也难以达到乱真的程度。